最后，对于构成对监察相对人基本权利严重限制的规范，例如有关留置等措施的规定，对公职人员重处分的规定，建议采取严格审查标准，从充分的真实性和相当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细致考察。
(一)一国两制的经济宪法理性 为什么说选择了与国家主体制度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基本法具有宪法正当性？这就必须将基本法的立法宗旨与中国的国家理性、中国宪法的精神，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方针结合起来理解。所谓立法宗旨，即最初的政治愿望和意志，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叫初心，即初发心。
2.总则：总则翻译成英语就是一般原则的意思，其任务是将序言的精神转换为规范，这些规范一般叫原则。中文把西方语言中地理意义的country、政治民族意义的nation和上层建筑意义的state统统翻译成国家，所以，当我们说国家统一的时候，常常分不清是指政治民族统一还是领土完整，抑或是两个意义都包括在内。本文关心的是第二类行为。这种严格的区分，在我们的日常政治语言中往往被模糊化了。两部基本法序言的第一段典型地体现了例外状态的叙事风格：第一句声明香港/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陈述某个时间之后香港/澳门被英国/葡萄牙占领。
国家主权——具体化为宪法——才是港澳法制体系效力的总闸。[3]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提法呢？这是个老问题，但如一坛老醋，愈久愈浓。由于《国家监察法》规定的范围过窄，考虑到监察机关与纪检机关合署办公以及最高领导同属一人的情况,监察机关的人事监督可以考虑纳入到纪检机关人事监督体系下，以组织纪律加以严格要求，配合人大对监察机关领导人的监督，形成较为全面的人事监督体系。
如此规定显然不够，有必要从审查程序的启动、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予以体系化。这里面的宪法理论与中央军委不向人大报告工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之下，国家的中央军委与党的中央军委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使得中央军委也不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三是虽针对特定群体，但存在限制权利或增加义务的情况，例如涉及特定类型公职人员的奖惩、处分、录取、休假等。{11}姜明安教授认为现行的《监督法》规定的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措施大多可以适用于国家监察机关，包括以下六种：（一）听取和审议国家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
五是考察关于某种处置结果对监察对象之处罚与其所作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否明显不平衡。考虑到当前监察程序排除了司法救济的可能渠道，在现有体制下，司法机关不得针对监察规范性文件作附带审查。
3.考虑到可能存在文件制定主体及其上级监委皆对该人大常委会所作审查意见持反对态度的情形，还可考虑增设裁决机制，例如，可以层报上级人大，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终局裁决。两种方案：其一是人大代表只对监察委员会质询（不包括监察委员会各部门）。目前来看，司法机关仍可在宪法解释及合宪性审查层面发挥辅助性功效。可以说，《宪法》和《监察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和监察委员会接受人大监督的原则，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第三，督促国家监察委员会及时制定《监察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为此，有必要对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的问题予以明确： 其一，现行《监督法》就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规定，只需稍作修改后即可适用于监察委员会。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审查相应监察文件时，如有必要，可以依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请求其作出宪法及法律解释，或者要求、建议启动合宪及合法性审查程序。而由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可以有效缓和这种权力对冲状态，更有利于权力机关和监察机关行使各自的职权，特别是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按照《宪法》《立法法》《国家监察法》《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应包括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等多种形式。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有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但哪些内容应由宪法规定，哪些内容应由《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其例外主要有：一是虽仅以内部文件程序通过，甚至不对社会公开发布，但实质上触及监察相对人权利义务（例如，涉及留置裁量标准、监察受案范围等事项的内部规程）。
当然，想要《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有效适用于监察委员会，还需要对《监督法》进行相应的修改。此时，如果监察委员会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很容易在事实上形成一种权力对冲状态，即在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监督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之间出现一种双向牵制：一方面，监察委员会对此类人大代表的监督，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大代表对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投票表决行为。但有以下两点需注意：其一，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发布之前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不宜直接认定为监察法规，否则将逃避相关审查。其三，在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的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监察委员会性质和职权的特殊性。有鉴于此，建议在合宪性审查及双重备案审查之外，增设准备案机制，即向相应行政机关抄送有关文件（报而不审）。此外，对于前述机构自行制定的监察规范性文件，一方面更宜在监察系统内部自行审查，另一方面为避免其逃避审查，可由监察委员会在对本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时说明情况。
此时，有必要在人大审查主导性与上级审查自治性之间把握平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制订的法规和作出的决定。
如此一来，便需要在研究监察改革措施和现实推行改革时，具体厘清监察委员会如何由人大产生，监察委员会如何向人大负责，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方式的理论逻辑，并科学建构制度模本。{7}韩大元教授主张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可以采取听取工作报告、质询、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形式进行监督。
此外，地方各级人大的审查，主要通过备案审查进行，也可考虑进一步发挥主动审查功能。建议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先依决定履行完整法定程序，并由相应机关及时开展审查工作。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肇启之时，学界和社会大多数人士考虑到国监委位高权重的特点，都吁请各级监委向产生它的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最终高层政治决断时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其背后蕴含的制度设计智慧需要在理论上清晰阐明。下面以监察法规为例展开。总体而言，确定审查主体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始终保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对监察法规、监察规范性文件开展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中的主导性。此外，相较于人大每年一次的会议而言，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次数明显更多，且人数相对较少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审议得更加充分，由其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也有利于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
第一，在审查程序启动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主要有三种启动程序：一是经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有限监察要求形成监察组织法、行为法和基准法的融贯体系，以法律方式明确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和监察标准，从而有效监督监察权的行使。
第二，对于监察法规以及不同层级的监察规范性文件，如何区分不同程度的审查标准？参考《立法法》关于行政法规的审查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行政法规时，只能考量其是否存在合宪合法性问题，无权对其合理性、正当性予以审查并据此撤销行政法规。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
二是可以将审查起点提前至起草程序。三是相关党内纪检事项，还需接受相应党内审查。
现行《监督法》第2章对专项工作报告议题的确定，听取和审议前的准备，审议意见的处理等事项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经过了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实践检验，且没有与监察委员会性质和职权不相符的内容。上述《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没有规定各级监察委必须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10}刘松山教授则认为，监察委员会行使的职权已远超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之平行的国家机关中，实际没有一个机关可以监督制约它，只能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进行监督，但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完全行使监督职权，受到很多制约，这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向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议案。
其二是请示报告、会议报告、领导讲话。（二）人大常委会如何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 《监察法》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但只是表明人大常委会有权运用这种监督方式，并没有明确该监督方式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展开。
可见其一定程度混淆了适当性和合法性两种审查模式。1.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的监察法规。
其二是既可以针对监察委员会，也可以针对监察委员会各部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监察委员会即便被纳入至国家机构体系当中，但却并非一个单纯的国家机关，合署办公后的监察委员会还具有党的机关的属性，行使的权力还有某些纪律检查权的因素。
